于是，讨论的中心转到了《希腊棺材之谜》之上。一九九五年，法月在人文学术杂志《现代思想》上发表了《初期奎因论》。文章将范·达因提出的“读者与侦探公平解谜”“摒弃过度的文学修饰、心理描写、气氛营造等”“手法必须合理且科学”“必须有侦探”等规则定义为“推理小说的形式化”。奎因全面继承了范·达因的理念，同时为了规避阿加莎·克里斯蒂等人作品中出现的“作者的恣意描写”问题，创造性地引入了“挑战读者”，从而完善了公平竞争的解谜游戏规则，成功在本格推理小说内建立起形式化体系。由一九二九年的《罗马帽子之谜》开始，一切看起来非常顺利，但到了《希腊棺材之谜》中，“假线索”无法被逻辑所完全排除，在理论上永远有可能存在，因而使得侦探无法到达唯一的真相，最终仍然无法避免“作者的恣意描写”的出现，本格推理小说也因此很难说是公平的。这一问题在《暹罗连体人之谜》（1933）中变得更加难以调和，最终奎因无奈删去了“挑战读者”部分。文中，法月延续对柄谷行人理论的引用，以比喻的方式，把数学史上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对希尔伯特方案的否定与上述过程比较，暗示了“形式化”的不可能性，使得整个论述变得更加繁复。值得注意的是，《初期奎因论》恰如其标题所述，完全没有提及奎因的中后期作品。一九九八年，推理评论家笠井洁在自著《侦探小说论II》第八章中承接法月的思考，认为奎因到了《十日惊奇》（1948）时产生了方法论的自觉，即意识到“‘后期奎因问题’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笠井在这里首次提出了“后期奎因问题”的概念，用以指代奎因的创作经历中出现的推理小说形式化到达顶点后自我瓦解的过程。
关于“后期奎因问题”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讨论聚焦于《希腊棺材之谜》，较为微观，又可称为“希腊棺材之谜论争”，发生在一九九六至二〇〇一年之间，主要的论争双方是笠井洁和饭城勇三。饭城的系列文章皆用“平成教育奎因会”（日语“奎因会”与“委员会”音近）命名，以讲师针对学生“法月同学”“笠井同学”的讲义为体裁写作，火药味极浓。饭城试图说明，尽管在逻辑上存在假线索难以被排除的情况，但在实际故事中，种种限制使得层层设套的情况不可能发生，侦探的推理即便确实不够完备，读者也完全有能力自行将缺失的逻辑链条补充完整。进一步，饭城指出推理小说的本质是一种“人对人游戏”，起初便不存在逻辑上的必胜法则，读者要去猜测的不是真相，而是“侦探的推理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推理小说的公平性并不会受到影响。然而在笠井洁看来，饭城始终未能把握到原理性的问题，“作者的恣意描写”恰恰存在于“侦探的推理过程”中。双方论点乖离，很快便不欢而散。
第二组讨论则相对宏观而发散，由“后期奎因问题”这一概念出发，结合新本格运动以来推理小说的新实践、新发展，讨论形式化体系瓦解后的对应策略，一直持续至今，主要论者包括笠井洁、诸冈卓真、小森健太朗、东浩纪等人。笠井洁《侦探小说论II》把“后期奎因问题”推广到一般情况，指其为“本格作家无法避免的困难问题”，而回应的方向潜藏于绫辻行人的叙述性诡计、北村薰的日常之谜等新本格作家的尝试之中。小森健太朗《侦探小说的逻辑学》（2007）认为本格推理小说中的逻辑不同于逻辑学中的逻辑，受到着伦理观念、社会规范等种种限制，只需引入罗素的“还原公理”，“后期奎因问题”便可迎刃而解。诸冈卓真《现代本格推理研究》（2010）则指出，只要足够重视修辞技巧（rhetoric）就能避免“后期奎因问题”，一个麦卡托鲇式的无需推理一开始就知道真相的“铭侦探”也同样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东浩纪《与“世界”更加接近》（2013）更是把“后期奎因问题”与“世界系”概念联系在一起，二者都能够通过侦探的恋爱逐步得到解决。需要指出，包括法月在内，并不是所有作家和评论家都赞同这种泛化“后期奎因问题”应用范围的理解方式。
日本有着不少关于“后期奎因问题”的综述类文章，而在中文世界里，对其的了解主要来自于新雨出版社《独眼少女》卷末宠物作家撰写的推荐语和日文维基词条的中译。无独有偶，二者都将“后期奎因问题”表述为“侦探无法证明推理过程的正确性”和“侦探介入案件是否具有正当性”两重问题。此种理解无疑是片面的，而后续的讨论又多以此为出发点，直接影响了讨论的质量。幸而“谜斗篷”出版计划于二〇一八年末由知名译者张舟全文译出权田万治的推理评论集《谜与恐怖的乐园》（2015），书中收录了权田《现代犯罪和本格推理小说——关于〈希腊棺材之谜〉的论争》一文，较为详细地回顾了“希腊棺材之谜论争”的多数要点，纵然老先生带有强烈的个人立场，但仍不失为当下中文世界里最能够了解微观层面“后期奎因问题”相关讨论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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