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黄金时期后，数学和推理小说的联系密切了许多。约翰·罗德（John Rhode）所创作的安乐椅侦探兰斯洛特·普利斯莱博士（Dr. Lancelot Priestley）正是一名因不畏权势而被迫辞职的应用数学教授。虽然在探案中较少直接用到数学知识，但普利斯莱博士崇尚逻辑思考，秉持科学精神，前数学教授的身份无疑使这一切更有说服力。范·达因则在小说中花了一个章节借万斯之口以“心证”的方式分析了数学思维与谋杀之间的关联性，成为了后世推理作家塑造数学家犯人形象的范本。同样是范·达因，于一九二七年末以本名威拉得·亨廷顿·莱特（Willard Huntington Wright）的名义主编了《世界推理小说名作集》（The World's Great Detective Stories），在序言中强调了推理小说作为解谜游戏的本质，首次提出了“推理小说二十则”。他的理念不免令人想起希尔伯特建立公理体系的尝试，推理小说本身也因此开始被人以一种数学的视角看待，并由后继者埃勒里·奎因将这一思路发扬光大。黄金时期三大家中的另一位——阿加莎·克里斯蒂亦通过波洛，把探案过程比作“类似于数学运算般的精密”，无论出现何种偶然事态，最终必须服从于数学概率。至此，数学方被完全纳入推理小说的话语体系当中。
在东瀛日本，推理小说一开始提及数学之处也不多。方式可分为两类：一类以横沟正史为代表，在《恶魔吹着笛子来》中，金田一耕助借由等号的传递性开展逻辑分析，简单的数学知识为分析的科学性提供了佐证，侦探无需拥有数学家或数学爱好者的身份；另一类以高木彬光为代表，其笔下的名侦探神津恭介在高中时代即在德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一篇数学论文，后被称为“神津定理”，数学成就增添了小说人物的天才性。新本格运动以来，前者由麻耶雄嵩不断发展，将推理小说的“解”看作数学方程的“解”，借用数学概念，展现推理过程和最终解答的多样性，带有鲜明的离经叛道色彩。古野真幌、井上真伪等人虽然也运用了公理体系、数理逻辑等方式再现推理过程，但终未达到麻耶雄嵩的高度。后者则由森博嗣等人不断丰富，把数学知识和解答挂钩，起到伏笔的作用，青柳碧人“浜村渚的计算笔记”系列、周木律“堂”系列皆是如此，其中东野圭吾《嫌疑人X的献身》中对“P对NP问题”的引用当属翘楚。这些作品大多仅仅使用浅显的数学常识，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小说的可信性。国内推理作家提及数学时也多采取后者，如黑猫C《欧几里得空间的杀人魔》、时晨“数学家陈爝”系列等。
陆秋槎在《文学少女对数学少女》中无疑是充满野心的——本作试图融合上述两条道路，既刻画带有天才性的“数学少女”形象，又以元数学的思考重构推理小说的解谜过程。这是一条前人未踏的艰难道路，走错一步便是万丈深渊。毫无疑问，任何阅毕本作的读者都应当承认，韩采芦是推理小说史上最令人信服的数学爱好者形象之一。她并不避讳在作中高谈阔论各类数学知识，所涉及的内容也大大超过常识类科普读物的范围，能力高于某些师范院校硕士毕业的数学教师，却又刚刚好止于一名数学研究者起步阶段的知识水平，协助教授研究时只是在给定证明思路的情况下“负责解决某一种特殊情况”，没有出现在当下学界已极为罕见的独自发明某项“定理”的情形。韩采芦身上适度的天才性增加了其作为文学形象的现实感，使得文本能够维持在“日常之谜”的单元剧框架之下，她所介绍的各种定理、假设亦成功暗示了最终的解答。在这一方面，作者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那么在元数学方面呢？稍微了解邻国日本推理评论的读者很容易发现，虽然文章内并无直接言及，但作中“陆秋槎”与韩采芦所谈论的话题与所谓“后期奎因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相关论述庞杂难懂，本文囿于篇幅，择其精要介绍如下。
这桩公案的引子始于一九九三年。当年年初，刚刚开启推理评论家生涯的作家法月纶太郎便在《创元推理》上以长文《大量死亡与密室——笠井洁论》粉墨登场，备受好评。文中法月借用柄谷行人的“形式化”理论，以奎因《中国橘子之谜》（1934）为例，分析了奎因对作为解谜游戏的本格推理小说的反思，以及重构的尝试。次年，日本最著名的奎因研究家饭城勇三撰文指出，早在《希腊棺材之谜》（1932）中奎因即已开始通过“假线索”反思“推理”这一本格推理小说中最为重要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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