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因为 她见过死者走路的样子 。”枕在木桶边缘的后脑开始作痛，我把两手伸到脑后、交叉在一起，垫在边缘的棱角上，总算舒服了一些，“除了没把血迹擦干净，凶手还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在布置现场的时候，把死者的拐杖摆错了位置。你在介绍死者的身份时，不吝唇舌地讲了那么一大段，和你整体简洁的叙述风格非常违和，说明里面一定有伏线。”
“怎样的伏线呢？”
“原话我背不出了，但是信息我不会忘掉。你明确地说了，蒙让将军的伤在左脚。因此，假使他在走廊里遇袭而毙命，拐杖也应该落在左手边才对。但是凶手却想当然地把它放到了死者的右手边，这说明他根本没见过死者走路的样子。因此，曾经和死者在走廊里打了个照面的蒙哥比埃夫人不是凶手。”
“嫌疑人还剩下蒙哥比埃先生和德鲁埃中尉两个人了。关于这两个人我几乎没给什么信息，你要怎样继续推理下去呢？”
“只要排除蒙哥比埃先生的嫌疑就好了。”
“怎样排除？”
“很简单，他肯定不是红绿色盲，所以不会是凶手。”
“为什么？我在哪里给出这样的伏线了吗？我自己怎么一点也不记得。”
“采芦，你知道所有的推理方法里面，我最讨厌的是哪一种吗？”
“不是心证吗？”
“不，是4冷知4识4。”两手背在脑后的姿势果然也很难保持。手臂开始泛酸了，而且大面积的皮肤暴露在空气里，也让寒意一直蔓延到了我身体仍浸在水里的部分，因而我又换回了最初的姿势，把臂膀几乎全浸在水里，两手搭在膝盖上，又把脸颊贴了上去。“要排除蒙哥比埃先生的嫌疑，必须用到一个遗传学知识：如果母亲是红绿色盲，女儿不是，则父亲一定不是。”
“你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引理（lemma），可以证明它吗？”
“这不是我们生物课上刚刚学过的吗？”就在高二下半学期开学后第四周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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