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我那份旅费也会由竞赛主办方提供。
即便需要自己负担全部旅费，我也不会拒绝夏老师的这个委托吧？毕竟，我一直都很想为韩采芦做些什么。
去年十月，我叩开了她的寝室门，险些在她的美工刀下丧命，又因为她的一席话受了不小的打击。原本以为，我和她的孽缘会在那晚就结束，未曾想竟然持续到了今天，而且很可能会一直维持下去。回想起来，若非她那天点醒了我，很可能至今我仍徒劳地在推理小说里追求绝对的严密性，而无法意识到推理小说的本质在于其“自由”。后来，她又提出帮我补习数学。在她一周两次的辅导下，我的成绩总算有了起色。我从她那里受益良多，至此终于有了报答的机会。
随着和她交往的深入，我渐渐发现她并不像留给我的第一印象那般危险，实际上是个非常单纯、率真的人。只不过有些时候她表达情感和想法的方式过于直截了当，才会让长期浸染在人情世故里的我们感到异常。
前一段时间，她沉浸在一个数学问题里不能自拔，最终却沮丧地表示“我们还没有创造出研究这个问题的工具，我可能出生得太早了”。那个时候，她扑在我的膝上痛哭了一场。我仿佛觉得她还是个需要我保护的小孩子，尽管，我从不曾学会她专擅的领域里常用的那些符号，反倒更像是个咿呀学语的幼童。
得知我答应了夏老师的请求，韩采芦兴奋地扔下了手里的笔，站起身来，似乎是要扑向我。但见我退后了半步，她似乎也明白了那样做会令我困扰，便重新坐好，将那支笔拾起并盖上了笔帽。
以往的她是不会顾虑这些的，这或许也是一种成长吧。
后来我又带着她去商业街采购旅行需要的东西。在我的劝诱下，她终于同意购置一件合身的睡袍，代替原本被她当作睡衣的白衬衫。之后，我和我的室友陈姝琳一起替她将行李整理装箱。
姝琳一直送我们到机场，临走仍不忘以近乎威胁的口吻向韩采芦嘱咐道：“如果秋槎有个三长两短，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但在登机前的最后一分钟，姝琳还是凑到我耳边叮咛了一句，要我好好照顾韩采芦。
结果，抵达法国之后我才知道，对于我来说，报答韩采芦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实际上，正是她拜托校方允许我参与这次旅行，并替我垫付了旅费。
“像我这样的人，能参加这种需要团队合作的比赛，都是你的功劳啊。而且，我当初还对你做过那么过分的事情……”那个时候她面带微笑，却带着哭腔道出了实情，“所以想跟你一起分享这份奖励。”
对此，我除了苦笑之外又能有怎样的反应呢？
韩采芦的成长已经溢出了我的想象。这自然是值得欣喜的事情。可是，快慰之余，我又不免对此感到不安，继而又因为自己阴暗的居心而懊丧不已：缺乏常识的天才一旦有所成长，我这样平庸的人还有和她交往的资格吗？
此后的这几天，只要空闲，这个疑问句就总会不受控制地涌到我眼前。因此我总是强迫自己去回想以前发生过的事，希望能藉此逃避它。可惜的是，在回忆的尽头处，这个问题又会如幽灵一般闪现，令人猝不及防。
偷偷瞥了一眼坐在我旁边的韩采芦，她此时已经阖上了眼睛，不再看那些一成不变的风景，可是若从呼吸声来判断，她并没有睡着，或许是在思考着什么吧。也许她有着和我一样的苦恼——莫非她也正担忧着，自己一旦变成了一个有常识的人，我便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照顾她？
说到底，人究竟是为了什么才需要朋友呢？只是为了谈论共同的兴趣话题吗？抑或，不过是为了排遣寂寞而已？还是说，人情就像一种债务，起初一方亏欠了另一方，偿还时多付出了一些，又让对方觉得亏欠了自己，结果就这样在亏欠与偿还之间循环往复，两个人就被这种机制捆绑在了一起？
我也厌恶这样自寻烦恼的自己，却无力改掉这种恶习。有时也会自欺欺人地替自己开脱：或许以写作为目标的人需要保持敏感，哪怕变得近乎神经质。但烦恼究竟是烦恼，于己于人都是无益的。此类问题，若是能用计算与量化的方法给出结论便好了……
“秋槎，你怎么皱着眉头呢，这个表情不适合你。有什么烦恼吗？”
不知在什么时候，韩采芦放下了支在车门上的右臂，将头转向了我。
“数学家也会苦恼吗？”
我脱口而出，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失礼的问题，我仿佛是在将数学家描述成一种由钢铁和硅化物构成的机械，而非有血有肉的人类。而这，正是公众对他们经常抱有的一种偏见。于是我赶快修改了自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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