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在韩采芦看来，我们此行所见的种种风物里，只有那座用砖块堆成的圣—塞尔南大教堂足以与皮埃尔·德·费马这位十七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同时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业余数学家——相提并论。
此时，我们正乘车前往今晚下榻的旅店。
那家旅店位于卡斯特尔与圣萨尔维德拉—巴尔姆之间的森林里。据带领我们来到法国的夏逢泽老师说，费马很可能就病逝于此。我并不相信夏老师的说法，因为它对于因公务而前往卡斯特尔的费马来说，未免过于偏远了。从网络上的图片来看，旅店将自己隐没在铺满山丘与河谷的密林之中。恐怕，夏老师会选择入住那里，只是因为它价格低廉，又是一座有着近五百年历史的林间旅店，可以满足每个来自东方的旅客的好奇心。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旅行，起初也因陌生而感到兴奋，也曾忍不住对着图卢兹鳞次栉比的古建筑和穿过卡斯特尔城的河水屡屡按下相机快门。可是地中海地区特有的慵懒和颓废很快就感染了我。
透过车窗，能看到颇具法国南部特色的风光。即便是风光，连续注视半小时以上，也难免会让人感到疲倦：嫩绿的麦田平整地摊在溪水与道路之间，笔直的墙垣围起几座红屋顶的村舍，沿途乔木的树冠被每年准时袭来的密史脱拉风吹成怪诞的火炬状——这一切都是那么地惬意，那么地平静（C'est bien plaisant,c'est bien paisible）。说到底，又那么地平淡无奇（quelconque），一如那位终老于此的费马的人生一样。
飞往图卢兹的时候，韩采芦为我讲起了有关费马的故事，都与他的数学研究有关，丝毫不涉及私人生活。
例如，费马认为，通过某个公式就一定能产生素数（这就是所谓的“费马数”）。可是这个猜想最终被证明是错的，实际上，它只对1、2、3成立，将4代入其中产生的就是一个合数。这是一个最终被证伪的猜想。
在此之后，韩采芦又提到了费马的一个正确的猜想，即所谓的“费马大定理”，或者也不妨译为“费马的最后定理”（ledernier théorème de Fermat）。当时她取出笔记本，写下了这样一个方程式——x n +y n =z n ，并解释说，费马认为，当n大于2的时候，这个方程没有非零整数解。
我不懂这么艰深的数学问题（或许对于很多同龄人来说这也称不上艰深），因而也并不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便央求韩采芦讲一些有关费马生活上的事情。
她却摇了摇头，回应道：“的确，非数学专业的人谈论起一位数学家时，挂在嘴边的总是他们的生活趣闻。像是死于决斗的伽罗瓦一生热衷于政治运动，哈密顿堆积如山的遗稿里面夹着风干的剩菜和猪排，当然，魏尔斯特拉斯和柯瓦列芙斯卡娅的交往也经常被他们谈起。可是，这对费马却是行不通的。他的一生非常平淡，毫无波澜可言。费马的父亲是一位富商，母亲出身官宦家庭，之后他做了律师、晋见接待官，还成为了图卢兹地方议会的议员，度过了循规蹈矩的一生。和同时代的笛卡尔相比，费马简直像没活过一样。”
无奈之下，我只好请她为我讲述伽罗瓦和哈密顿的逸事（很遗憾，她提到的另外两个名字未免过于冗长，我当时无法复述）。而从图卢兹乘车前往卡斯特尔的路上，我和她聊起了与费马有书信往来的帕斯卡的某个哲学观点：在上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上，赌他存在能得到莫大的好处，而赌他不存在则可能陷入无尽的劫难，因而我们要赌上帝存在。韩采芦认为这个观点也和他的数学研究有关。
结果，此时，当我们离开卡斯特尔的主城、驶向市郊的旅馆时，已经找不到什么能让两个人都提得起兴趣的话题了。我们只是各自看着车窗外的一成不变的景色，假装在沉思着什么。坐在我们前排的同级生华裕可和学妹田牧凛，已经沉沉睡去了。而坐在我们后面的夏逢泽老师和高瑞舆学长，正聊着有关学习外语的话题。
参加此次法国之行的几位与我同校的学生，不久之前都参加了一次国际数学竞赛，并且取得了名次。我不知道韩采芦在其中出了多少力，但从另外几人对她敬畏的态度来看，或许一切都是她的功劳也未可知。竞赛的奖品，就是这次法国之行。因为比赛的创办是为了纪念费马，所以作为奖励的旅行，也以费马一生的行迹为路线。
此行必须由教师带领。夏老师在学校教英文，大学期间还辅修过法语，有能力做翻译。因此学校派她做领队。
至于我，原本绝没有参与的资格，却在办理签证的最后期限前夕被夏老师叫去。她希望我能随行，并将一份责任重大的差事委派给了我：照顾韩采芦的生活——唯有这样，他们才不必担心她客死他乡，从而放心地游玩。之所以会拜托我，大概是因为在学校里我和韩采芦之间的友谊已经成为了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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