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必须要请教练来指导着练力量了。因为不能把女儿带去健身房，请教练来家里又是一大笔开销，凌馨咬了一会儿嘴唇，决定在恢复工作之前不再动用积蓄，只能卖些东西了。这时正是暑热天气，担心女儿禁不住太冷的风，空调温度不敢开得太低，凌馨整日汗水淋漓，边灌着冰水边开了一只皮箱，取了三件驼绒大衣出来。
温水一样顺滑的驼绒从手臂上滑过，凌馨叹了口气。这三件衣服，一件红的短的是她刚刚入行的时候，吃了半年的清水煮萝卜省下钱来，在新年夜跑去新天地买下来，当作送给自己的礼物；一件白的长的是徐先生在婚前送的；一件墨绿色是婚后她买来的。
她把三件大衣取出来又摩挲了几遍，最后放回那件红的，只把用徐先生的钱买的那两件拿去二手奢侈品店卖掉，虽然几乎都是新的，两件加起来也才卖出一件的原价钱。凌馨没有卖过东西，站在那个开在商场深处的陈列着许多二手皮包的柜台前，她想起从前看过的电视剧里，柜员是要用好听的语调唱“虫吃鼠咬，光板没毛”的，那调子光想想就足够好笑了，于是凌馨嘻嘻地笑了起来。
那个柜员，其实也是鉴定师，是一个穿着黑西装的半秃顶大叔，年纪也许有三十五，也许有四十五，从瓶底眼镜后面抬着眼皮看着站在面前的凌馨：她的脸色是顶红润的，年纪很轻；她身上的衣服和装大衣的箱子都是最好的，这是一个鉴定师在几秒钟之内就能做出的判断；她的眉毛是没有修过的，说明许久没有像样的社交生活了；她怀中一个前抱式婴儿背带，里面睡着一个粉白的孩子。
大叔在心里长叹一声：又一个被金主抛弃的可怜姑娘，只能靠卖衣服鞋子皮包度日了，这一个尤其可怜，别人不过是孤身走的，她还有了孩子拖累着，可她已经这么倒霉了，为什么嘻嘻地笑呢？莫不是因为情感上的伤害变得心理不正常了吧？这鉴定师眼中的可怜之情于是又翻了十倍。
因为这点泛滥的同情，鉴定师把价格往上提了一提，凌馨对这一场心理活动当然完全不知，她还觉得卖出的价格低得出乎意料呢——再出乎意料也只好接受。那笔钱马上用来请了一个健身教练，在教练的指导下，她因为快速减肥而松弛的皮肉又变得紧致了。
一个月之后的早晨，阳光把客厅的地板照出光润的亮色，凌馨从浴室里走出来，湿淋淋地站在镜子前面，她的手臂光滑如石雕，腹部像十六岁的少女一样平坦，大腿侧面的肌肉则像运动员一样健美，说是重生未免夸张，但凌馨和镜中的自己击了个掌。
她可以复出了。
去试镜复出后的第一个广告的时候，凌馨接到了鉴定师大叔的电话，问她还有没有大衣要卖，有位客人说有多少买多少，不过必须是不同样式的。凌馨说这人买这么多二手衣服，这笔钱也足够买不少新品了，何必捡这便宜呢？鉴定师说这客人是做大衣定制生意的，买品相接近新品的顶级品牌衣服回去制版，又便宜，又白得了好剪裁，只要找到好的面料，只冬天卖上两个月大衣赚到的就足够养全家一年了。
凌馨还没说话，女儿在怀中号哭起来，只好匆匆挂了电话，管试镜的副导演又在喊凌馨的名字，于是忙跑进去了。那个广告最终选中了凌馨，因为产品是纸尿布，凌馨自带婴儿，正好省掉租小孩的钱。
从试镜的片场回家的出租车上，凌馨便打电话给一个内蒙古籍的大学同学，问她认不认识做羊绒或者驼绒面料的工厂，人家在电话那头吼：
“我们家是呼和浩特的！大城市！二环里！不是每个内蒙古人家里都养羊！我们小时候上学也不骑骆驼！”
这当然是好朋友之间的玩笑了。过了一会儿，这位朋友把自己一个表叔的地址给了凌馨，表叔有一家很好的羊绒工厂，就在包头郊区，北京有火车直达。
当天晚上凌馨便带着女儿上了火车，第二天清早，她站在包头郊区一个村子的土地上，发现自己被无边无际的金黄色的葵花海洋包围了。因为气候干旱又缺乏水利，这个地方只能种向日葵一种作物。
向日葵真美，它们的根像一只粗壮有力的手，紧紧抓住干裂的土地，茎秆笔直地伸着，一直长到比高大的北方小伙子们还要高，花盘那么圆，厚实的，沉甸甸的，颜色是浓得令人肃然起敬的金黄。相比之下，花店里卖的那些瓶插葵花简直成了玩具。
凌馨在这片金黄里默默地震惊着，头顶的太阳在灼烧，脚下的热气也一直升腾上来，女儿在前抱背带里扭着脖子，黑眼珠骨碌碌地转着，这也是她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金黄，兴奋地呀呀地喊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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