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小时的车程，无比漫长，向荣感觉已经走了一个世纪，或许更长，但还没到家。姐姐隔两分钟就撕几张纸钱从车窗户扔下去，喊一声“妈，我们回家了！”
向荣也学着姐姐的样子扔几张纸钱，嘴巴却是怎么也张不开来喊“妈，我们回家了。”早上一直忙，忙得她忘记了哭泣，哭泣她失去了生命中最最珍爱的人。现在，坐在灵车上，她不忙了，也没有人打电话问这问那了，她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哗哗地流着，停不下来。
怎么就没了呢？好好的一个人啊，怎么突然就没了？毫无征兆，没有遗言。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
向荣在心里问了苍天上百遍“为什么”，然后，眼泪像更大的珠子断了线，“吧嗒吧嗒”往下掉，胸前的衣服全湿了，腿上的裤子也湿了。
司机从后视镜看了向荣几眼，这个只流泪不出声的哭法吓到他了，他问“就你们俩人吗？”
姐姐说“嗯，还有两个，在外地。”
“哦，你妹妹都哭两小时了，还不出声，这样很危险，人都走了，节哀吧。”司机说。
“嗯，”姐姐转过头，本来要劝向荣的，自己却跟着哭了起来。
怎能不哭呢？想想妈妈的一生多么凄苦啊，嫁给穷得叮当响的爸爸也就算了，至少还算得上门当户对吧。可是，这个男人慈眉善目的背后，藏着一颗封建、狭隘、自私、冷血的心。
听姐姐说，当妈妈生下第二个女孩后，就开始被家暴，爸爸打妈妈从不用手，扁担，锄头，木棒这些农具随处可得，抓起就打。刚开始妈妈是要反抗的，可完全不是对手，索性就坐在凳子上让他打，于是，村民们经常会看到一幕妈妈拿个木凳子坐下，爸爸拿根大木棒重重地槌在她身上，仿佛槌打的是个什么没有生命的物件，一下，两下打不动了方休，然后，妈妈就托着除了头没有伤全身都是伤的身子去地里干农活了。
有一次，妈妈实在受不了了，就悄悄溜走了，两个姐姐就追了出去，追出很远后，妈妈又回来了。她能走去哪里？又忍心走去哪里？
向荣的眼泪又流到了嘴里，咸咸的。
为什么要回来啊？干嘛要回来啊？离开那个家暴的男人，不好吗？
为了女儿有娘，继续坚持挨打。
后来，妈妈不知怎的做上了生意，向荣的记忆中，妈妈做过对联卖，那时的红白喜事人们都要送对联，对联有两种，一种写了字，一种没写字，妈妈自学成才地做起了对联，粘起了花圈卖。然而，没写字的对联，花圈，注定被淘汰，于是，妈妈又改行卖起了炮仗。为什么又把卖炮仗改为卖糖果副食的？向荣记不得了。最后，妈妈在做馒头卖这条路上扎下了根，她倒是记得一清二楚。
那是收麦子的季节，姐妹几个对妈妈说“妈，天天吃硬苞谷饭，现在有麦子了，我们拿点去磨房磨了做馒头吃，好不好？”
那时，吃馒头，吃面条，这些东西都是稀罕物，家里种的麦子是用来换钱的，但妈妈每年都会装上二三十斤麦子去磨面，做了馒头让几姐妹改善火食。
这次做了馒头，妈妈突发奇想地拿到集市上去卖，居然把黑漆漆的馒头卖完了，就这样，妈妈开始走上了卖馒头的求生路。她的馒头越做越白，越做越好吃，靠着卖馒头，她养活了四个女儿，因为对这件事情的完整记忆，使得向荣至今对馒头有深厚的感情，只可惜，她爱吃馒头，却所有的馒头都不如妈妈做的好吃。
有一年，妈妈卖馒头攒下了五十一块钱，放在枕头下面的稻草里。有一天，爸爸偷偷拿去买了个收音机，之所以说偷偷拿的，是因为爸爸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因为什么原因而不再打妈妈了，只是整天除了刨家里的一亩三分地，就是耷拉着脑袋。
妈妈看到收音机后，大哭了一场。于是说动爸爸跟着一个远房亲戚学理发。至于怎么说动的？这将是一个千古之谜，向荣觉得爸爸当时肯定是被鬼神覆体了，要不然，呵呵打死也不可能去学什么手艺的。
从此，爸爸在乡里还小有名气，特别是那剃头手艺，人人称绝，他能把活人的头剃得油光锃亮，能把将死之人的头剃得油光锃亮（那时，感觉人的大限已到，都会请爸爸去为那人剃头），也能把满月娃娃的头剃得油光锃亮。
方圆十里闻名后的爸爸也能挣不少钱了，只是他挣的钱从来不拿出来花，他找了街道上的木匠，打了个小箱子，把钱放在里面，上了锁，藏在房梁上。所以，爸爸挣的钱，家里人别说花了，见也未曾见过。
更过分的是，妈妈挣了钱，管家里一切开销，到了年底还得交钱给爸爸。向荣就记得有那么一次，妈妈好像交出来的钱少了，爸爸就破口大骂，还砸了蒸馒头的蒸笼，说既然挣不到钱就不准再做馒头卖了。这场骂加砸的一个人的战争，从年三十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大年初二才结束。
本站不支持畅读模式，请关闭畅读服务，步骤：浏览器中——退出网页小说畅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