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观先生妙语连珠，在治国之策上见解独道，想知先生如何看待贫人困人之难题？在革新时，这些贫人困人，又如何可以被妥善地带动？”李娟雅总是会问。
然而回答她的先生，要么是沉吟许久，语焉不详。
要么呵呵笑道，反怪李娟雅格局太小，在国面前，总是斤斤计较，看不见更高更宏远的目标。
面对前者，李娟雅也不会再追问，三言两语便辞去。
面对后者，李娟雅会反问，何为格局大？何为格局小？何为斤斤计较？何为更高更宏远的目标？
此类教授回答，不论言辞如何，大多离不开大义二字。
听得多了，李娟雅自己也乏了。
李娟雅总是会想起刘蝉抛给她的问题。
她说她妄想救苍生。
刘蝉便问她，那歹毒的苍生该如何救？
她回答不上来。
那些教授学者说要振兴中华。
她就去问他们，那些苍生该如何救？
那些教授也回答不上来。
李娟雅发现，她就像这些教授学者一样。她说的“救苍生”其中却并没有歹毒之辈，那些教授学者说的“振兴中华”，其中也并没有苍生二字。
这其中有怎样的微妙，怎样的相似，李娟雅冥冥之中感觉到了，不过说不太出来。
直到有一次偶然，李娟雅看见一位女同学，她上午为文章中那些颠沛流离、苦不堪言的人物角色而涕泗横流，与周围朋友交流中，言语不乏对这世道的不平之意。可到了下午，李娟雅却观那位女同学对街上那些乞讨的孤儿寡母，目不斜视，满脸漠然地走开。
最终，李娟雅顿悟了。
原来这世上这么多人，甚至包括以前的她，都是心中满怀大义，口中全是主义，可是他们却并不在意生命。
李娟雅把这样的感受记在自己的随笔中，她边写边想道，难怪刘蝉看不上她了。
或许他从一开始就看明白了她的问题。
李娟雅把手中的书合上。
自她上次发几篇文章，学院里就传她说是才女，说她是才气逼人，也不知其中有多少是吹捧，有多少是真心。
不过都无所谓，李娟雅懒得管这些东西。说来也有趣，若是以前，若是自己的文章能被这般远扬夸赞，她心底决计肯定全都是蜜意旁人赞她一句，她都能羞红脸，羞好几天。
可现在，她只感到无聊。
在南国大学里待得越久，李娟雅反而越感念起刘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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